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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力投資:中國破局進行時

:2018/01/08


近二十年間,科技革命、金融創新、資本市場、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帶來新的發展動能,人類社會财富集聚增長,上市公司市值頻創新高,但社會問題也尤為凸顯,表現為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和環境污染。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一項測算顯示,解決當前社會問題每年需要約3.5萬億美金,政府作為解決社會問題一方重要力量挑戰不小,公益組織解決社會問題也面臨可持續發展壓力。


當前,以創新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在全球範圍内迅速崛起,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積極參與其中。


首屆全球公益金融論壇暨2017社會影響力投資峰會于去年12月在深圳福田舉辦期間,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董事會主席、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指出“将公益理念引入商業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把商業手段運用到公益領域,讓商業向善、金融向善,讓投資成為一種向善的力量。”



社會影響力投資幾何


“影響力投資”一詞最早由洛克菲勒基金會于2008年前後提出。2013年6月6日,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倫敦舉行的G8社會影響力投資會議上,發表以“影響力投資的威力”為題的主題演講,指出影響力投資能“解決即便連政府都感到束手無策的社會棘手問題”。美國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也曾說過“隻有把社會問題的解決變成有利可圖的商機,社會問題才最終能夠得到解決。


十年間,影響力投資已逐漸成為全球熱詞。


影響力投資的本質是運用資金,并預期獲得财務回報,投資成功與否取決于是否達成解決社會問題或需求的既定目标。若有關投資未能成功實現上述兩個目标,便不能視為成功的影響力投資。首先,影響力投資針對的是在商業上可行的業務。其次,影響力投資必須準備為社會帶來影響,即特别設計用于及旨在解決社會問題或需求方面。第三,影響力投資需要對财務和社會影響力這兩方面負責。


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董事會主席、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指出,良好的财務報表與顯著的社會影響力作為影響力投資的兩個主要指标缺一不可。當前,商業機構财務報表已經有着一套嚴格的披露标準,但社會影響力的評估标準現階段還有待開發。


風險與收益間尋找平衡


當前,用商業手段管理、用金融手段創新已成為中國公益創新的最新趨勢。馬蔚華認為,公益組織與商業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很大的相似度。第一機構運營成本要求最低;第二資金使用效率要求最高;第三接受内外部審計;第四要求信息披露公開透明;第五要求最大限度籌資。


公益組織與商業機構最大的不同是“非營利”與“營利”,公益組織以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為目标,商業機構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标,兩者間發展的内部激勵機制不同。商業機構發展和内部激勵往往依靠自身營利就能解決,公益組織則依靠理想情懷,可持續發展較為艱難。


馬蔚華認為,優秀的管理者均是在風險和收益之間尋找平衡。不能因為投資有風險就不涉及,應該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控制回報。現階段,有公益組織将資金全部存入銀行同樣面臨風險,銀行作為企業也存在倒閉的可能。


馬蔚華認為,通過“公益+金融+科技+人文”的方式是機構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好方法,也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佳途徑,容易得到社會影響力投資的青睐。


公益組織如果隻追求社會效益,不追求投資回報,這樣的機構發展将面臨較大瓶頸,依靠情懷驅動機構發展不能持久,科技手段同等重要,在這方面企業往往走在了前列。


2014年12月,由深圳市銀監局批準,國内首家緻力于為普羅大衆、微小企業提供差異化、有特色、優質便捷金融服務的民營銀行微衆銀行開業,專注于傳統銀行不願意服務的80%“低端客戶”。幾年間,微衆銀行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為“低端客戶”提供服務,截至到2017年9月,貸款客戶約為1000多萬,貸款發生金額大概6000多億元。


“傳統銀行中80%的收入利潤來源于20%的優質客戶,普惠金融就是要關注到傳統銀行不願意服務的80%‘低端客戶’,這無疑是在解決社會問題,也具有社會影響力。”微衆銀行副行長秦輝表示。


秦輝認為,解決社會問題對社會影響力投資,科技是一個重要的方式,利用機器人學習、區塊鍊金融、雲服務、大數據都是解決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目前,微衆銀行的普惠金融服務還在貴州開展起精準扶貧,将普惠金融服務延伸至最需要的地方。


除了金融、科技外,人文也是推動社會影響力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


“傳統公益理念認為,社會救助即是公益的全部,這一觀念應該得到改變。公益需要創新,需要用商業的方式推動發展。”馬蔚華說。


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認為,影響力投資的最佳例證是尤努斯在孟加拉創立的格萊珉銀行,通過公益性小額信貸的方式為困難人群創造緻富機會,其吸納客戶成為股東的方式,擴大了影響力投資的效應。



國外表現


2017年7月,在美國考察影響力投資的馬蔚華感受到了影響力投資在美國的發展趨勢。


“影響力投資在美國成長很快,可以強勁一次來形容。”馬蔚華說,“華爾街金融的投資人士逐步開始将資本投向影響力領域,盡管現階段影響力領域的投資回報率還有待加強,但很快會追上或趕超其他投資領域,影響力投資領域也會越來越多得到資本的青睐。”


據《公益時報》記者了解,在美國關于影響力投資已經有了“6E模型”的專業框架,通過6種方法來衡量影響力投資所産生的利潤和社會影響。


“6E模型”及6個以E打頭的字母,分别為經濟(economics)、就業(employment)、賦權(empowerment)、教育(education)、道德(ethics)和環境(environment)。


其中,“經濟”狀況與公司股票價值的計算有關;“就業”與直接和間接創造的就業機會有關;“賦權”與公司利益相關者的多樣性有關;“教育”與公司在遵守和持續改進方面的成本有關;“道德”與管理企業的行為準則有關,指導人們做出對與錯的判斷;“環境”指标與企業對地球的影響有關。


2014年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就嘗試發起成立“影響力投資基金”,三年間先後與自身機構内部的法律、财務、運營等部門進行溝通。2016年,一支專門用于投資社會影響力建設的“影響力基金”正式成立。2017年,為更好的與廣大金融機構和資本界别合作,機構将“影響力基金”改為“影響力金融”。


作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官員的李楠覺得,對于公益金融生态圈的建設,最大的痛點就是缺乏好的商業模式。有投資者表示,這需要有規模化的投資标的。公益金融生态系統中企業作為生态系統夥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從孵化器到加速器,都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李楠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亞太區與各個國家合作,建立孵化器聯盟,首批孵化器聯盟以青年就業為主要目标。下一步要搭建加速器聯盟,推動可持續發展。


近幾年,李楠奔走于各國政府間,為促進社會影響力投資合作推廣自身機構政策。與泰國财政部副部長共同推動立法,制定泰國慈善企業法案;馬來西亞政府考慮給有社會環境效益的企業優先進入政府采購系統;孟加拉掙錢交易所表示,将社會影響力投資作為另類投資資産,放入證券交易所裡面建立完整系統,跟PE(私募股權投資)和VC(風險投資)一樣建立一套完整法案。


“中國市場有200萬高淨值人士,資産加起來達到28萬億美金,如何撬動這樣的資源加入社會影響力投資,讓研究機構、投資銀行、私人銀行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值得思考。”李楠說。


而作為美國三大股指,對于社會影響力投資則給出了更為直接的答案。


1884年,道瓊斯指數設立,這是一種算術平均股價指數。道瓊斯指數是世界上曆史最為悠久的股票指數,它的全稱為股票價格平均指數。


1957年,标準普爾500(S&P 500 Index)指數設立。記錄美國500家上市公司的一個股票指數。與道瓊斯指數相比,标準普爾500指數包含的公司更多,因此風險更為分散,能夠反映更廣泛的市場變化。


創立于1990年5月的多米尼指數(Domini 400 Social Index)是美國第一個以社會性與環境性議題為篩選準則的指數。旨在為社會責任型投資者提供一個比較基準,并幫助投資者了解社會責任評選準則對公司财務績效的影響。


有機構比對近十年間投資收益顯示,多米尼400指數中的上市公司投資回報率遠遠高于道瓊斯和标準普爾500,這讓人們有理由相信,社會影響力投資對上市公司财務績效形成影響,從而更好的吸引資本為解決社會影響力服務。


馬蔚華認為,社會影響力投資急需建立中國标準,社會影響力投資沒有中國的參與将不完整,從中國市場來看影響力投資的企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福田實驗


一年前,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工作了25年的何傑成為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政府副區長。何傑回憶,從2006年開始,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始推行社會責任投資、碳交易、綠色建築、綠色中國,近幾年逐漸推行起社會責任立法,鼓勵上市公司披露社會責任報告,雖無不披露的懲罰性措施,但這種倡導意義很大。


而現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王建軍介紹,目前深交所有上市公司2000多家,共有62隻投資基金專門投向責任投資領域和綠色投資領域,這些資産的淨值是530多億元。


深交所在促進影響力投資方面實施“三大抓手”,即“推進信息披”。促進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積極支持綠色企業上市融資”。拓展綠色金融産品線;“以證券指數建設為基礎,積極倡導社會責任投資理念”。


“投資就應當義利兼顧,以義為先。這個‘義’就是社會責任。”王建軍說。


2017年12月1日,深圳福田區政府發布《社會影響力投資專項政策》,成為全國首個發布這一政策的地方政府。何傑表示,政策目标将在未來5年将福田打造成初具規模的社會影響力投資高地,并推動發展5種業态發展。


即設立“社會影響力債券”(福田區企業隻要發社會影響力債券,政府補貼2個百分點,連續補貼三年)、“社會影響力政府引導基金”、“社會慈善信托”、“支持社會企業發展”、“社會責任性投資”。


同時,開展4個方面的扶持工作,一是加大财政資金扶持力度,2018年計劃安排3000萬資金扶持;二是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支持社會組織、金融機構進行人才初步引進和相關課程開發;三是推動社會投資主體建設,鼓勵海外社會和家族機構進駐福田,按照品牌影響力和社會共建給予支持,簡化注冊程序;第四鼓勵社會影響力的各種業态創新,包括區塊鍊、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進行産品和業務創新。


何傑透露,福田區計劃要打造的是“一圈、兩平台、三區”。“一圈”是社會影響力投資的生态圈;“兩平台”包括社會影響力的國際交流平台和社會影響力投資的信息彙集、交易平台;“三區”即社會影響力投資創新政策試驗區、總部集聚區和研發核心區。



中國破局


馬蔚華認為,現階段在中國提社會影響力投資面臨着4方面困難,這需要逐步解決。


第一公衆對影響力投資理念不了解,以至于選擇影響力投資資本有限;第二傳統公益思想影響深遠,認為公益僅存于社會救助形态;第三公益與商業界限分歧較大,主張融合和分治者皆有;第四現階段缺乏對影響力投資的有效評估方法。


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是中國首家社會聯盟類公益機構,是支持“義利并舉”社會創新創業項目的投資促進平台。


2017年12月15日,該機構在北京發布《A股上市公司社會價值評估報告(2017)及首屆“義利99”排行榜》。這是全球首套針對上市公司經濟、社會、環境綜合效益的量化評估體系。中國建築、長江電力、正泰電器等99家企業成為首屆上榜的義利并舉的企業。


該機構秘書長白虹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社會影響力投資在中國存在“三大痛點”,即“通用語言的缺位”、“優質标的的缺失”、“耐心資本匮乏”。


白虹表示,首先應該打造通用語言。社會影響力投資需要政府、社會、市場三方協同,有了通用語言,就能建立量化的評估工具,無量化評估,資本很難向其投入。其次應該專注于跨界人才的培養,物色既有理想和情懷又懂市場運行規則的一流人才,從而創造出一流的投資标的。最後應該在耐心資本的帶動下,設立教育、醫療、健康、民生、環保等主題性基金,保證發展。


白虹透露,2018年1月,旨在培養能夠指數級增長讓主流資本熱捧的中國社會創新“獨角獸”項目即将啟動,将吸引社會影響力資本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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