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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社會組織與社會服務的本質關系

:2019/05/14

社會組織與社會服務是當今中國需要破解的一大課題。其基本背景在于,在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基本到了人均一萬美元的階段,以社會經濟為重要構成部分的第三産業會不會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大增長極?如果成為增長極,社會組織與社會服務在未來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将發揮何種作用?有關的政策需要如何調整才能适應這一趨勢?


位于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在社會組織管理方面較為自覺地适應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需要,經過多年探索,已經獲得不少成功的經驗。



透過《深圳社會組織發展報告(2018)》,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四點結論顯而易見的。


第一,社會組織是第三産業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是第一産業和第二産業的重要依托。沒有發達的行業社會組織,無論是農業還是工業與科學技術,都不可能獲得整體性發展。


第二,社會組織是以人為本的社會服務業的基本載體。與養老、兒童與殘障人士相關的服務業、心理咨詢業等,必須依賴于有使命的社會服務機構,若完全依靠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市場競争,這些服務業将會舉步維艱。


第三,社會組織是社會救助與社會福利的必要補充。過去人們往往認為,隻有政府才有能力實施社會救助與社會福利,社會組織與此無緣。實踐證明,無論是社會救助體系還是社會福利體系,都需要社會組織在不同領域與微觀層面的支持,政府與社會組織有着不同的社會功能,不能互相替代。


第四,社會組織是社會道德建設的重要支撐。在社會道德建設領域,社會組織的功能幾乎是無可替代的。與過去個體自覺做好事積德行善的行為有區别的是,在現代社會,做好事更需要專業,僅僅是做助人為樂的好事也特别需要專業化的志願服務組織。個體的德行隻有彙集成為組織與社會大愛,才能促成社會道德建設水平的不斷提升。



也許有人會有疑問,社會組織的這些社會服務功能,為什麼不能通過政府改進工作作風從而提升服務質量來解決呢?


确實,這樣的疑問有一定道理,政府在改進作風方面還有着較大的空間。但是,總體而言,政府不可能替代社會組織的社會服務功能。


這主要是由社會服務的内容與性質所決定的。貧困時期的社會需求與較為發達時期的社會需求是相當不同的。農耕文明時代,基本架構是自給自足,幾乎所有的社會需求都是依賴于家庭來滿足的,家庭包括家族承載了絕大部分的社會服務功能。在計劃經濟年代,政府承擔起了相當多的社會服務功能,在極端的情形下,甚至做飯也是由公共食堂來完成的。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人均國民生産總值超過一萬美元以後,人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家庭服務功能全面弱化,因而産生了海量般的新的社會需求。


比如,老年人的護理需求,過去一般由家庭來承擔,現在的家庭結構則無力承擔,這就需要建立起養老服務體系來發揮替代性功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隻要有市場需求,就會有市場供給,政府隻要進行恰當的市場調節,這樣的需求就可以得到基本滿足。但是,養老服務的情況十分特殊。


第一,這個行業不可能完全通過自由市場來解決,如同醫療保障一樣,它需要政府建立起保險體系,需要公共服務的支持,包括對于基礎設施和多項公共政策的支持。


第二,這個行業的從業者也需要較高的職業道德,因為對于老年人的直接服務,如同“孝子”一樣周到,隻有有使命的職業倫理才會提供如此周到的服務;要達到這樣的職業道德,根據各國的經驗,隻有帶有使命的組織,即不以營利為基本目的的社會組織才可能辦到。這樣的案例表明,社會組織其實是以人為本的社會服務業的重要載體。如果要發展這類社會服務業,沒有發達的社會組織,顯然是很難做到的。


其實,社會組織對于第一産業和第二産業的發展,也同樣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的鐘表業協會,就是中國行業協會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典範。人們常常說,最高的發展水平是制定标準。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企業一般不可能制定出一個行業的标準,而行業協會的職責之一就是要制定标準。我們的許多領域存在着過度競争現象,有的産品質量不高,人們可能會發出感歎,認為是我們中國人天生“素質低”。但人們恰恰沒有注意到,過度競争現象的存在,就是行業協會不發達的突出表現。在計劃經濟年代,政府有關部門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了行業協會的作用,有關部門的标準一般會成為國家的标準。在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政府的這一職能轉移到了行業協會,如何促成行業協會職能的社會化與現代化,通過協會的力量來促成各個行業的健康發展,在這方面,社會組織的确有着巨大的發展空間。深圳恰恰在這些方面走在了全國的前面,他們最早探索行業協會與政府部門的脫鈎改革,不斷通過行業自身來加強行業協會的職能,這樣的軟實力,應該給予特别注意。


人們當然也會存在這樣的疑問:農業屬于小農經濟,這個領域也需要社會組織嗎?其實,小農經濟更需要發達的社會組織。法國、日本、韓國包括我國台灣地區的經驗都表明,各類農産品、漁業等,正是有着發達的農協、信用社等提供系統的服務,才能夠不斷地提升質量。遠的不說,隻說全國各個大學的園藝工人,現在還是使用傳統器具來勞動,在大城市工人們修理樹枝,很多還是用着上千年前的器具,用繩子捆綁上鐮刀一類的工具來勞作。而在發達國家,這一行業的器具已經多種多樣。為什麼我們的絕大部分農業勞動工具得不到改善?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缺乏這一類的社會組織。如果隻是依賴一家一戶,有多少人會關注這樣一類“小工具”的改進和發明呢?把政府和社會的需求轉化為創新與發明的平台,社會組織是十分必要的。即使高科技領域,也不例外。


這裡有一個十分典型的案例。在中國,有些部門已經開始倡導“廁所革命”,有人推算,這項産業可能有幾十萬億元的容量;應該說,這種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應該會有個轟轟烈烈的社會推動吧?但時至今日,這項号召還沒有看到如同其他領域一樣的熱烈響應。為什麼呢?比較一下日本,我們就會發現,在日本,政府一旦有一定的倡導,社會組織往往走在前列,它們為市場做出探索,支持企業發展;日本國家級的廁所協會已經成立多年,這個協會在倡導廁所改進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從而使得日本的廁所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相信還會有人記得前幾年的“馬桶蓋熱”,這表明,我國城鄉公共建設和家庭生活品質提升對廁所的改進需求巨大。盡管有政府的倡導,盡管企業有熱情、百姓有需求,但如果缺乏社會組織這個轉換器,還是不可能形成巨大的産業。在這裡,社會組織還包括各類社會智庫,它們也需要鼓勵與促進,隻有這樣,才有可能與經濟的發展形成有機的結合,從而避免單個企業“唱獨角戲”的現象。


再看社會道德建設領域,社會組織的地位更為重要。心靈美、社會善,都是一種社會自覺。這種自覺,更需要通過家族傳承、社區治理、志願服務等方面的社會組織來促成。發達國家往往通過法律來強制性地進行志願服務和社會服務。為什麼可以這麼做?主要是社會組織的志願服務已經蔚然成風,要求政府來制定法律,進行規範與倡導。一個公民,如果參加志願服務,既要受到專業化的培訓,也會受到多種形式的褒獎;人們向國家的公園捐凳子,還要留下名字;社區之中的小小圖書館,往往由居民商量捐建。這樣的資源,在中國相當雄厚。但是,如果沒有發達的社會組織,還是隻能停留于個體做好事層面,不會形成巨大的公共道德。 


本文來自國際公益學院院長王振耀為《深圳社會組織藍皮書》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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