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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故事|ELP張伯駒:敢于真實



張伯駒聊嗨了。回憶往事,他有四五次沒忍住熱淚盈眶。面對采訪,他随性的表達更像是工作之外的閑聊,唯有提到自然之友即将開庭的“常州毒地案”,他才有意識地挺直了背,醞釀着尋找新聞發言人的狀态。猶豫片刻後,他還是決定“怎麼想就怎麼說”。


   坦誠、感性、環保行動者、謙虛、文藝青年、音樂、詩歌……在同事、朋友形容張伯駒的這些高頻詞裡,多多少少隐隐約約地關聯着自然之友的組織文化。在與自然之友結緣的16年裡,張伯駒參與到很多真實的環境議題裡,形成了他對中國環境問題的理解,并促使他一步一步做出選擇。如今回首,他認為一以貫之的真誠是自然之友最可貴之處。


   初次見面時,他那張用作廢的A4紙打印的名片令人印象深刻。這樣打印名片的傳統,從自然之友創始人梁從誡先生開始一直保持至今。大學畢業剛到自然之友時,給别人遞名片,張伯駒會有點不好意思,“感覺不夠職業”,尤其是A4紙比較軟,揣在口袋裡容易皺。“是不是有點太過了?”同事們發起過内部讨論,最後還是覺得,既然自然之友提倡“真心實意,身體力行”,那麼把名片遞出去的那一刻,就已經表明了态度。“讓對方知道我們的行動,永遠比要求對方應該怎麼做好很多。”張伯駒說。


經曆了與自然之友“共生”的十幾年之後,張伯駒形容彼此的關系是“互相刻畫,互相塑造”。

2014年,張伯駒和自然之友的同事們在台灣貢寮的有機稻田勞作。


站在真實的土地上


   加入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之前,張伯駒已經是“自然之友”。他從小生長在北京植物園,小時候對花草樹木的感受就是“好玩兒”。夏天,鵝掌楸的枝條垂下來,他就在靠近樹幹的空隙裡午睡。他也愛給紫薇撓癢癢,喜歡看它抖個不停的樣子。“你撓撓它,它怕癢”,現在看到紫薇,他還會跟人這樣說。好玩兒不一定是愛,除了一些友善的玩兒法。小時候,張伯駒還喜歡像打仗一樣拿着荊條枝向小刺槐大開殺戒。荊條枝噼裡啪啦沒幾下,刺槐就成了光杆。後來他想想,覺得刺槐長半天挺不容易,三兩下就被搞秃了怪委屈的,于是在小學五六年級時,寫了一封《給小刺槐的道歉信》,停止了“屠戮”。


   對大自然比較正式的研究始于北大附中的生物興趣小組,隻是張伯駒仍然“玩兒性”不改。老師在時,就乖乖研究标本、解剖皮皮蝦,老師一走,就開始拆顯微鏡,煮了皮皮蝦下肚。即便如此,逛自然博物館、看标本、做實驗,參加在霧靈山、紅螺寺舉辦的環保夏令營,到玉淵潭觀鳥,被老師帶着到北大生物系聽課的經曆,還是為張伯駒打下了不錯的基礎,生物競賽北京市一等獎、全國二等獎被他收入囊中。“那6年對我的影響真的太大了。學校沒說培養好學生、科學家,而是要培養個性鮮明、充滿自信、敢于負責,對自然尊重,對他人關愛的傑出公民。”回憶這段時光,張伯駒抹淚了。他感歎自己何其幸運,能享受那一段“離經叛道”的中學時光。


   考上北京交通大學之後,張伯駒加入了學校的環保社團“綠色之家”,這個社團推動統計校園裡各種花開放的季節,給各類樹種挂上簡介牌,邀請英國生物學家珍·古道爾到校演講……他也參加了不少國際青年交流活動,并在2005年作為唯一的中國青年代表入選聯合國青年環境顧問委員會。去之前,他以為聯合國開會的場合都是西裝革履,到了現場發現,都是20來歲的各國青年,晚上一起唱歌、跳舞、喝啤酒,比想象的随性很多。校園外的通宵網吧裡,彌漫着煙味兒和打遊戲、聊QQ談戀愛的氛圍,張伯駒在這裡打開MSN,跟各國的青年環境顧問委員讨論環保議題。


   “那會兒,我們的使命是推動全球的青年人參與到環境保護的事業中來。” 張伯駒回憶,從前在國際舞台上用特溜的英文談一些特别對的大道理,但慷慨激昂的語調并沒有掩蓋住“腦中有點空”的感受。這也讓他現在對“推動全球”“青年領袖”這類大詞兒多有警惕。這些“高大上”的經曆對張伯駒而言更像是“解構虛妄”的過程。因為早早經曆了這些,反而讓他願意定下心來在一個本土NGO幹這麼多年,“而不會想着一步一步的要怎麼怎麼樣”。


   從2006年大學畢業到2012年,張伯駒在自然之友的環境教育部、公共合作部、編輯部、調研部、傳播部等部門工作。之後,他去了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繼續深造,2013年完成學業後,重回自然之友擔任總幹事。

1993年6月5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書院導師梁從誡,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等開明知識分子在北京玲珑公園舉辦了民間自發的環境讨論會。 


   自然之友是國内較早參加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本土環保NGO,剛開始工作的兩三年裡,張伯駒參與到氣候變化項目中,跟國際同行、學者、官員有不少交流。“到了2009年,大家(本土NGO)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氣候變化談判,那會兒有點蔚然成風的感覺。”張伯駒說,“我們飛機沒少坐,每年都可以去不同國家‘打卡’,機票看起來是免費的,但其實是公共資源。”他覺得如果參與國際會議不能發揮應有的價值,也是一種資源浪費。


  “一直在說很對的話”,但能不能根據本土環境議題做些能落地的事情?張伯駒和同事們希望做出一些改變。


   2009年,自然之友從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淡出,并在這一年成立了低碳家庭項目。經過五六年的探索和積累之後,自然之友帶着中國的低碳家庭參加了2015年的巴黎氣候變化大會,跟各國的低碳家庭一起分享和讨論中國居民低碳生活的解決方案。這一次的交流,實際的行動、實際的改善更為清晰,張伯駒形容這種感覺就像“光着腳在真實的地面上說話”。


“我們要找到能夠從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改變。”張伯駒說,“作為一家本土環保NGO,我們需要思考如何以本土的視角找到本地化的解決方案。”

2015年,自然之友帶着中國的低碳家庭參加了聯合國巴黎氣候變化大會,跟各國的低碳家庭一起分享和讨論中國居民低碳生活的解決方案。


讓行動離原因更近一點


   2013年初,在過去9年間換了5任總幹事之後,自然之友開始招聘新一任總幹事。時年28歲的張伯駒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牟路思怡圖書館裡寫了應聘函。正文裡,他陳述了過往在自然之友的經曆、成長和反思,并指出自然之友的問題所在。如何走出2004年開始的轉型陣痛期,優化機構管理?面對可預測的越來越多的環境危機和行動機會,如何找到和鍛造一套有效的行動戰略戰術,推動真正的變化?張伯駒指出了自然之友所面臨的挑戰并給出了他的破局方案。不久,他得到了面試機會。鑒于自然之友以往的總幹事年齡大都在四五十歲,“都是比較德高望重,有社會身份的(一些人)”,在面試張伯駒的過程中,有的理事比較着重問他的經驗。“經驗不足就是不足,”張伯駒坦陳,“但現在的自然之友更需要的不是一個四平八穩的人,而是能夠破局和帶來變化的人。”接到理事會的錄用通知時,張伯駒意外又高興。“我挺高興,不是因為他們選了我,而是理事會願意找一個世俗意義上的毛頭小夥子。”他說,“這說明我們的理事會是一個願意做出改變的理事會。”


   事後,張伯駒才知道理事會對此有過“非常激烈”的争論,有一些理事擔心張伯駒的年輕和缺乏經驗會把自然之友“帶死”或者帶跑了。但當時自然之友的理事之一盧思騁“非常堅定地認為,應該請一個有想法的年輕人做自然之友的負責人”。張伯駒擔任總幹事三四個月之後,時任自然之友理事長楊東平微博發文表示,經過理事會決議,張伯駒通過試用期正式上任,并認為張伯駒“厘清了行動邏輯,整合人力資源,在機構和機制上有創新”。


    自然之友以“建設公衆參與環境保護的平台,讓環境保護的意識深入人心并轉化成自覺的行動”為使命。張伯駒一上任便做了更為聚焦的戰略規劃,并主要在綠色公民的成長和行動、環境教育、環境法治三個方面下功夫。培養綠色公民,将環境保護的口号轉化為生活中自覺的行動,需要去“影響居民最高重複動作的場景”。倒垃圾、做飯、開空調、用水……這些重複頻率很高的家庭生活情境,變成了自然之友推動節能減排、綠色生活的重要路徑。


   自然之友用了五六年的時間支持北京、上海的幾十戶居民進行低碳改造,并在減少能耗、水的循環利用、有機堆肥、保溫隔熱等方面積累了“差不多100項改造技術”。在這一過程中,不少低碳家庭成了受到媒體關注的“明星住戶”。“這個項目繼續做下去挺讨巧的,作為一個公益項目,有場景感、有故事、節能效果可量化。”張伯駒說,“資金的預算、使用可以做得很好,社會影響力也可以诠釋很多。”但項目做得好看,是否意味着效果一定好?張伯駒做了一個“不是很舒服”的思考,感受到了一種并不喜歡的趨勢——我們慢慢學會了一套特别強的自我诠釋的本領,可以把任何事情都诠釋得特别有社會價值和公共意義。


   中國的低碳家庭到巴黎氣候大會作分享,可以诠釋為“把中國家庭的綠色行動帶去聯合國的舞台”,“這件事可以說得很漂亮,可以寫好看的報告,資助方也會很滿意”,但張伯駒總覺得不太踏實。這樣做能否真的影響更多公衆付諸實際行動?究竟有多少可固化的影響力?他的心裡是問号。此後,從擴展影響力和行動力的角度,自然之友把幫助居民改造低碳家庭的項目轉化為一個集成衆多低碳改造技術的展館。張伯駒形容它是一個低碳生活的樣闆房。

自然之友轉而将低碳展館建在一個100多平米的“家”裡


   “這個項目原本有不錯的預算可以包下一個四合院來做”,考慮到大多數居民住在小區,自然之友轉而将低碳展館建在一個100多平米的“家”裡,以預約參觀、工作坊等形式影響更多家庭。張伯駒希望公衆通過體驗這個集成衆多低碳改造技術的生活場景,能夠帶走一些适合自家的低碳改造方案。現在,低碳展館屬于自然之友的一個項目,張伯駒希望未來它能有足夠的生命力更加獨立,就像自然之友原本的自然教育項目成長為如今的蓋娅自然學校一樣。

   這種“母機構與公益創業團隊協同發展的新模式”在自然之友已經越來越普遍,繼蓋娅自然學校之後,蓋娅設計工作室也以社會企業的形态發展。為什麼這些項目要從自然之友獨立出去?


   相較于把這些項目牢牢攥在自己手裡,張伯駒更在意怎樣能讓它們更好地發揮作用。“張伯駒作為内生型的總幹事,是從基層逐漸做起來的,他知道一些工作當中的問題和痛點在哪裡。”蓋娅自然學校校長張赫赫說,“因為看到了公益機構做環境教育的掣肘,我們才想到一些新的策略。”在一些公益組織項目資助的邏輯裡,“有限的社會資源應該讓弱勢群體受益”,但張赫赫認為,就環境教育的有效性而言,目前最重要、最緊迫的影響對象是那些有消費能力的人。“這些有消費能力的家庭正在大規模地開出他們的賬單,如果以公益的方式做環境教育,就要考慮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張赫赫說。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認為受益人付費的方式更為合理,于是自然之友的環境教育項目變成了社會企業蓋娅自然學校。對于機構裡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張伯駒希望自己能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在使命和目标一緻的情況下,尊重對方業務決策的獨立性。“如果一個項目的領導人不管是戰略層面還是技術層面都超過我,那我再給他的影響就不一定是正面的了。”他說,“機構對非常有能力的人的天花闆效應,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你是他的領導,而是你影響了他業務決策的獨立性。”張伯駒希望未來自然之友也是一個支持者的角色,“不是大家跟我玩兒,而是我支持你,你自己玩兒去”。


   推動越來越多的行動很重要,開拓更廣闊的行動空間更是“硬仗”。“環境保護不僅是撿垃圾和做自然教育,還要改善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生态破壞等問題。”張伯駒認為環保組織需要參與環境訴訟和政策倡導以提升信心和希望感,“因為在這個時代,希望感是很珍貴的東西。”針對福建南平天然林破壞案,自然之友發起了環境訴訟并最終勝訴,這讓涉事采礦企業的違法成本從5萬元的行政處罰變成了“超過200萬元的賠款和修複”。事後,有礦老闆跟張伯駒說:“這個案子以後,再談違法開片林子,我們腦中的成本就不是5萬元了。”

貴州鵝掌楸保護案,張伯駒在野外調查


   自然之友通過環境訴訟促使具體行業違法破壞環境的成本顯性化,與此同時,也通過一系列具體案件推動相關的法律法規更加健全。“我覺得每個案件就像X光一樣,要發現政策和決策的改善空間,并且要推動改變才行,不然就可惜了。”張伯駒形容拓展環保行動空間像“打山洞”,打好了山洞還要進一步穩固住,以免塌方。就環保行動而言,環境訴訟和政策倡導或許是拓展和穩固的重要方式。“公益組織面對環境破壞事件,如果隻能曝光,寫聯名信呼籲,那太軟了。”張伯駒說,“公益組織不能總做悲情的角色,而應該通過專業的力量直入問題的核心,法律就是一個專業的力量。”面對問題,張伯駒更看重有效的行動,而非一味高談理想。他認為理想的火山應該壓到心裡面,“在别人放暗箭、潑髒水,快熬不下去的時候,知道心底還有這個東西可以撐下去,平時可别(輕易)把它拿出來。”



“退半步”


   擔任自然之友總幹事初期,曾經有前輩跟張伯駒說,“你應該是一個leader(領導者)”,但張伯駒更願意将自己定義為manager(管理者)。他認為中國的NGO現在最缺的就是職業經理人,看起來有點沒追求的人,“大家全談理想了,誰看财務報表呢?”面對情勢,或進或退或是暫停,張伯駒敢于做出接近内心真實的選擇。


   2012年3月,同時擔任自然之友固廢組主管和傳播部主管的張伯駒被疾病、瓶頸、人生困惑、個人情緒包裹。他決定給高強度的生活按下暫停鍵,離開自然之友去香港中文大學念書。為此,自然之友的同事們出了一期《張伯駒專刊》以作送别。好友靖子寫道:“選擇了去學習,去理解社會的結構,可能是基于這說不清道不明的‘道與術’,這也是我理解的腳踏實地的一部分。”在香港中文大學最初的幾個月裡,張伯駒過足了做學生的瘾。每周四是他最喜歡的一天—先在新亞書院的詩歌課上用盡感性,抛棄一切邏輯;之後跑到聯合書院上政治科學研究方法課,理性挂帥,邏輯嚴謹。那種從極浪漫到極嚴謹的張力甚至讓他興奮得難以入眠。

生活中,張伯駒很喜歡玩滑浪風帆。他說:“在大風浪裡,整個海上隻有你一個人,你跟風浪在一塊兒,無拘無束、非常自由,生命非常渺小。那種波浪自由向前的力量,給我生命的動力。”


  完成學業之後要不要回自然之友,未來是做一名研究者還是行動者,一開始張伯駒并沒有想得很明白,直到有一次去香港新界的八仙嶺爬山。路途中,他想象着自己作為一名研究者回到内地,和一名環保行動者坐在方桌的對面,問對方各種與環保組織相關的問題。


   當這個場景在腦中閃過,“特别清晰的一個想法”出現了。“我應該坐在對面,我應該跟他一塊兒做行動者。”張伯駒回憶。重回自然之友後,張伯駒從一個習慣性沖向前線的先鋒變成了站在大家身後的支持者。能否沉下心來做管理,站在背後支持大家成事,成事之後又是否能習慣别人站在台前的感覺,一開始他并不确定。“往後退半步的過程确實挺困難的。”為了更好地實現從“進”到“退”的管理轉變,張伯駒專門請了一個咨詢顧問。但一下子坐鎮後方挂帥讓張伯駒難以适應,在一些事情的處理上,當先鋒的慣性依然不時冒出來,這讓他挨了咨詢顧問不少罵。而當同事真的成長了,真的站到台前,“我發現自己是由衷地開心,”張伯駒說,“這種時候就很清楚地知道,你不想跟他們争(舞台)了。”


   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之前,張伯駒多有顧慮。他覺得自然之友是同事們共同推動前進的,不希望寫出來的内容變成他一個人的功勞。他在與同事的溝通中,包括對很多情況的描述,多有謙虛之态。而談及自己往後退半步的過程,他說:“我做到了,我挺驕傲的。因為這不容易。”因為發起環境訴訟,自然之友有時會遇到一些被被告“放暗箭、潑髒水”的事情,需要張伯駒面對和處理。前一段時間,自然之友法律團隊的同事找到張伯駒,希望能和他一起分擔。“當時我還挺動情的,但不希望他們介入。”他覺得,讓法律團隊不要束手束腳、瞻前顧後,而是義無反顧地去做他們認為對的事情,自己就有價值。


   在這個時代做環保行動者,張伯駒自知不會有很強的成就感,“可能做了10年的環境訴訟,還是有很多的環境問題,”他将自己定義為一個減緩環境破壞加速度的反作用力,“推動改變,尤其是非暴力、非革命性的改變,永遠都是在長期博弈的過程中慢慢尋找動态平衡。”但他相信,隻要有這個反作用力,加速度就會變小。


文章來源:《中國慈善家》

撰文:張玲    

題圖攝影: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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